案例一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庆阳市华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020)最高法民申1814号]一案中认为，华兴公司与李锦昌之间的结算协议有效。甘肃一建主张根据《建工解释》第二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具有相对性，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的实际施工人不得突破合同相对性径直对发包人主张权利。然而，实际施工人包括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借用资质情形等情形下的实际承包人。借用他人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在与发包方发生法律关系时，均是以被挂靠人的名义出现，挂靠人缺乏独立性，故不存在突破合同相对性问题，也与另外两种情形的实际施工人以自己名义进行施工不同，上述两条司法解释并不适用于借用他人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本案中，李锦昌借用甘肃一建资质，李锦昌系以甘肃一建（乙方）委托代理人的名义与华兴公司（甲方）签订结算协议，原审据此作出裁判并未突破合同相对性。甘肃一建对上述情况完全知晓，其亦未能够举证证明李锦昌与华兴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之事实。案涉结算协议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之效力瑕疵，原审对其做有效认定并无不当。

案例二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张强等与北京天下城电器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022）京02民终7215号]一案中认为，关于付款义务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首先，天恒公司主张张强为挂靠在其名下的实际施工人，天下城公司对此是知晓的，天下城公司与张强形成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己方不应当承担付款义务。天下城公司对天恒公司的该主张不予认可。诉讼中，天恒公司称从招标服务费、施工现场水费、网络费等费用的负担主体为张强可以佐证天下城公司对挂靠关系是知晓的，该举证证明过程具有一定的推测性，尚不足以证明天恒公司此主张成立，该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天恒公司明知张强挂靠施工，工程款最终由张强享有，但却未征得张强同意即与天下城公司就整体工程进行结算，该行为损害了实际施工人的利益，天恒公司应当就已收取及放弃的工程款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天恒公司为付款义务主体正确，本院不持异议。涉案工程涉及挂靠施工，具有违法性，天恒公司、张强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均负有责任。

案例三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四川中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朱天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纠纷[(2020)最高法民申3885号]一案中认为，中顶公司向乌兰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工作联系函》记载，“案涉工程一直由挂靠在我单位的朱天军先生与贵局联系并承包本项目”。乌兰县国土资源局对《工作联系函》的内容认可，《工作联系函》中明确记载案涉工程由朱天军承包，施工过程中实际由朱天军与乌兰县国土资源局联系。并且，乌兰县国土资源局作为发包人认可朱天军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故原审认定朱天军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正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实际施工人可向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主张权利。但中顶公司系被挂靠方，不属于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或发包人，原判决以上述规定为法律依据判决中顶公司承担给付工程款的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因此，中顶公司再审主张其不承担案涉工程款及利息的给付责任成立，对中顶公司请求驳回朱天军对其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